第11章、乐观的领袖得民心

第11章、乐观的领袖得民心

　　1988年1月，13位总统候选人开始四处奔波，发表政见。共有6位共和党参选人，其中布什(George　Bush)和多尔(RobertDole)的民意调查结果比较接近。很多人认为布什会输，因为多尔强悍而布什软弱。不过布道家罗伯逊(Pat　Robertson)、保守派肯普(Jack　Kemp)和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的实力也不能小视。
　　民主党更是人人有希望，个个无把握，逐鹿中原者一大堆，不知鹿死谁手。
　　哈特(Gary　Hart)似乎已经从上一届的性丑闻中恢复过来了，再次在民意调查中领先。参议员西蒙(Paul　Simon)、麻州州长杜卡基斯、参议员戈尔(AlbertGore)，以及众议员格普哈特(Richard　Gephardt)都被认为很有希望，而黑人牧师杰克逊(Jesse　Jackson)被认为仅能获得黑人的选票。
　　我们用CAVE技术把这13位角逐者的演讲稿加以分析、评分，得出了我们的预测。在2月艾奥瓦州初选的前一个周末，祖洛坚持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预测结果放在密封的信封里，寄给《纽约时报》，并放一份在宾州大学心理系系主任那里，以免万一被我们预测中了，却没有人相信。
　　5月初，初选尘埃落定后，祖洛跟我坐下来，将他2月初密封信封里的预测与初选结果进行比较，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简直是完全正确！

　　我早年读过的弗洛伊德的文章强烈地影响了我后来的研究方向。一位科幻小说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虽然不像弗洛伊德那么有名，但他的作品对我的影响却更远。
　　在他那本令人一看就放不下来的小说《基地三部曲》(Foundation　Trilogy)中，阿西莫夫为有头脑的、长满粉刺的孩子创造出一个英雄——塞尔登(Hari　Selden)。他创造了心理历史学家，专门预言未来。塞尔登认为个人是不可预测的，但是由个人所组成的团体是可以预测的。你只需有塞尔登的统计公式和行为原则(阿西莫夫从来没有把这个秘密透露给我们)，你就可以预测历史的走向。“哇！”这些年轻人佩服得不得了：“可以用心理学的原则来预言未来！”
　　这个“哇！”一直跟着我。当我还是资历较浅的教授时，我非常兴奋地发现心理历史学真的存在。后来，我与我的好朋友，宾州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科斯(AlanKors)合开了一门心理历史学课。这门课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探讨学术界的阿西莫夫世界。结果发现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尝试。
　　我们阅读了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所做的相关研究，他企图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原理应用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身上。埃里克森说路德反抗天主教的勇气来自他幼年时大小便的训练，埃里克森教授从路德零星的童年史料记载中，得出了这个惊人的结论。这种异想天开的推论绝对不是塞尔登的本意。第一，它的原理并不能达到目的，它甚至无法帮助治疗师解释他的病人为什么有反抗心理，更不要说去解释已经死了几百年的人的反抗心理。第二，那个时期所谓的心理历史学进行的是个案研究，而阿西莫夫清楚地指出有效的预言是针对团体的。第三，也是最糟的一点，这种心理历史根本没有预测出什么东西来。它把一个已有定论的东西拿来，编一个故事使之合理化。
　　1981年当我接受艾尔德的挑战，去发展时间机器时，阿西莫夫的理念还深埋在我心里，所以我准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来找出那些不能或不愿接受问卷调查的人的解释风格。但是还有一大群不能接受问卷调查的人已经死了，他们的行为影响了历史。我告诉艾尔德，CAVE技术正是他所梦想的“时间机器”。我建议不但可以将它应用到当代不愿接受测验的人身上，也可以用在已经死亡的人身上。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他们忠实的口述记录。只要有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找出他们的解释风格。我还指出这类材料非常广泛，自传、遗嘱、新闻稿、录音带、日记、病历、从前线寄回来的家书、答谢辞等。“艾尔德，”我说，“我们可以来研究心理历史”。
　　毕竟，我们手上有塞尔登所说三个必要条件。第一，我们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心理学原理，乐观的解释风格可以预测抵抗抑郁症的能力，可以预测高成就、坚忍性。第二，我们有一个有效测量生者或死者的解释风格的方法。第三，我们的样本足够大。
　　1983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我对21岁的大学生祖洛(Harold　Zullow)解释着上面的内容，他的思维、原创性、精力都是一流的。我希望说服他来宾州大学做我的研究生。
　　“你想过把这套方法用到政治上吗？”他说：“或许我们可以预测选举。我敢打赌美国人希望有一个乐观的领导者，一个告诉他们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的人，而不是一个对什么都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你需要大量的被试吗？美国选民这个群体如何？你无法预测每一个选民的投票情况，但是或许我们可以预测一群选民。我们可以从候选人发表的政见中找出他们的乐观情况，然后预测谁会赢。”
　　我很高兴他用了“我们”，因为这表示他会来宾州大学就读。他果然来到了宾州大学，在这以后的五年里，他的成就惊人。他成为第一个预测历史事件的心理学家。

总统大选：1948—1984

　　美国选民希望有什么样的总统？乐观性在美国选民心目中有分量吗？
　　我们重新阅读了近代当选总统和落选者的提名演讲。这里面乐观和不乐观的差异立刻显现出来了。让我们来看看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1952年第一次接受民主党提名时的答谢辞(史蒂文森两次竞选美国总统都失败了)。

　　“当喧嚣和喊叫停止时，当乐队离去、灯光熄灭时，在这历史性的时刻，责任赤裸裸地摆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刻：对内，唯物论和各种明争暗斗的鬼魅萦绕着我们；对外，国际上充满了不择手段的权力斗争。”

　　史蒂文森不愧是个大学者，他的演讲稿中充满了不好的事以及对这些事件的分析，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改变这些不好事件的方法。下面是他的解释风格。

　　“20世纪，这个自基督降世以来最血腥、最动荡不安的时代还没有过去。牺牲、忍耐和难以和解的目标将在未来很多年中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我不希求你们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因为坐在那个位子上的压力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他的解释风格具有永久性：磨难会很长久，会引起牺牲。同时也具有普遍性：这个负担使他不敢去希求总统提名。史蒂文森，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处于情绪的黑洞中。他的解释风格是抑郁的。
　　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的演讲辞和史蒂文森的大不相同。艾森豪威尔曾两度成为史蒂文森的对手，他的解释风格中反刍很少，乐观性高，而且充满了行动。请听艾森豪威尔接受共和党提名的演说辞(他即将去朝鲜)。

　　“今天是我们开战的第一天。”
　　“通往11月4日的这条路充满了荆棘，在这个挑战中，我会全力以赴，毫不保留。”
　　“我参加过很多战役，习惯在战斗的前夕，到营地与我的士兵聊天，谈他们所关心的事，谈我们的重大责任。”

　　艾森豪威尔的演讲辞没有史蒂文森的优雅、含蓄、有文采，但艾森豪威尔赢得了1952和1956年的大选。当然，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对手的资历跟他比起来的确是小巫见大巫。历史学家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艾森豪威尔的声望。事实上，共和和民主两党都在争取他做他们的候选人。那么艾森豪威尔的乐观和史蒂文森的悲观究竟跟大选的结果有没有关系呢？我们认为是有的。
　　总统候选人如果比他的对手悲观，并有反刍的习惯，那会怎样呢？我们认为会有三个负面影响。

　　第一，这个阴沉的候选人会比较被动，竞选演说的次数比较少，也较少会立刻反击对方。
　　第二，选民比较不喜欢他。一个控制良好的实验曾显示人们会避免跟抑郁的人在一起，也比较不喜欢抑郁的人。
　　第三，比较悲观的候选人不太会激起选民的希望。悲观者对不幸事件所做的永久性和普遍性的评价会使人感到绝望。

　　这三个结果加起来，我们就可以预测悲观的候选人会输掉竞选。
　　要验证我们的看法，即候选人的乐观程度会影响他的大选结果，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基准点，在这一点上，两个候选人的演讲必须可以相互比较，而且也可以跟以前的候选人的演讲相比较。这样最合适的比较就是接受提名时的演讲，在这篇演讲辞中，候选人必须勾画出国家未来的蓝图。
　　我们收集了自1948年起，共10次提名总统的演讲辞，把里面凡是有关因果关系的句子都勾出来，将它们随机排列，然后拿去给不知情的人评分，用CAVE计算他们的乐观分数。此外，我们还将评论或分析不好事件但未提到如何去解决的句子都找出来，除以全部的句子数目，得出了反刍的比例。我们同时也对带有行动取向的句子做了统计，计算出候选人提到他曾经做了什么或是他准备怎么做的句子在全篇演讲辞中所占的百分比。我们把解释风格分数加上反刍分数得到一个总分，我们叫它“悲刍”(pessrum)。悲刍的分数越高，候选人的解释风格越糟。
　　当我们比较1948—1984年这40年间每一次选举中两党候选人的悲刍分数时，我们第一个发现的就是10次中有9次是悲刍分数低的那位候选人当选。我们只用看他们演讲的内容，就能比民意调查预测得还准确！
　　那么输赢的幅度跟两个候选人悲刍的差距有关吗？大有关系。差距大的人赢的幅度也大：两个候选人如果乐观分数只差一点，输赢也只差一点。
　　等一下。哪一个在前？是乐观还是领先？是认为自己会赢的乐观使得选民投他，还是因为他已经领先所以乐观？乐观是领先的原因呢，还是领先的结果？
　　要澄清这点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看后来居上的那些候选人。他们在开始竞选时，民意调查显示他们落后于对手，有的时候落后很多。1948年，杜鲁门(Harry　S.Truman)落后杜威(Thomas　E.Dewey)13%，但是他的悲观分数比杜威低很多，最后杜鲁门以支持率高出4.6%的优势胜过杜威，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1960年，肯尼迪比尼克松落后6.4%，但是肯尼迪的悲刍分数比尼克松低很多，即他比尼克松乐观得多，投票结果是他比尼克松多0.2%，这是有史以来最接近的选举，真正的险胜。
　　我们可以在统计上来控制早期民意调查时的领先、以及候选人为现任总统这两个因素，因为它们会使乐观分数膨胀。当控制了这两个因素后，我们看到乐观效应仍存在，而且是主效应。悲刍分数决定了输赢的幅度，而且比其他因素预测得更准。
　　选民为什么喜欢乐观的候选人，可能有三个原因：乐观者的竞选造势比较有活力；选民不喜欢悲观者；乐观可以带来希望。对于第二项和第三项我们并没有直接测量的方法。对于第一项，我们计算了7次大选中每个候选人竞选时每天所到之处——即他们对选举有多投入。如我们所预测，较乐观的候选人去的地方比较多，他比较热衷、比较投入，竞选更卖力。
　　候选人的演讲稿通常是别人捉刀的，而且一再修改。那么，它到底是反映出候选人的乐观程度，还是反映出捉刀者的乐观程度呢？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是没有关系的。这个乐观分析其实预测的是基于对候选人的印象选民会怎么投而已，至于这个印象是真的还是塑造出来的并没有关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候选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就很有关系，很重要了。弄清这点的一个方式便是比较记者招待会和公开辩论中候选人的发言，因为这种场合较少照本宣科，通常反映了他们的想法。我们分析了有公开辩论的四次总统大选，这四次大选中，悲刍分数比较好的候选人在辩论中的表现也比较好。
　　然后我为六位世界领导人的演讲辞和记者招待会的文稿评分，进而找出他们的解释风格。很厉害的是，我发现他们从照本宣科的演讲稿到记者招待会的即兴演说，都有一个相当稳定的特征，事先写好的演讲稿和记者招待会的即席作答两者的普遍性和永久性非常一致。人格化分数则显示出不同，不过这个变化是一个常数，换句话说，个人的解释，例如谁应负责任，在正式的演讲中比较含蓄，有所掩饰，而在记者招待会中常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比较率性。
　　我的结论是，不论有没有人捉刀代言，演讲稿都可以反映出演讲者的性格。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

总统大选：1900—1944

　　我们决定验证一下我们10个中有9个预测正确的结果是否是碰巧？我们阅读了1900年以来的竞选文稿，并分析了他们的解释风格和反刍。这样就增加了12次总统大选的材料。
　　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结果，12次大选中有9次是悲刍分数比较好的候选人获胜，而且获胜的幅度跟两人分数的差距相关。另外那三个例外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三个例外都是罗斯福的连任选举，罗斯福每一次都赢得蛮多，虽然他比兰登(Alfred　Landon)、威尔基(Wendell　Willky)和杜威都悲观。我们认为这三次选举中，选民投票受到了罗斯福应对危机的表现的影响，而没有受到他对手演讲辞中希望程度的影响。
　　在1900—1984年的22次总统选举中，美国人民有18次选择了乐观的候选人。在所有的选举中，那些原来不被看好但是后来居上的意外者，都是比较乐观的候选人。输赢的幅度与两位候选人悲刍分数的差距相关，乐观程度超出对手越多的人，赢的幅度也越大。
　　在成功地预测了历史后，祖洛和我认为预测未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用心理学预测未来

　　心理历史学是用来“后测”(postdict)事件的，即用更早以前的事去预测后来已经发生的事。就像埃里克森用路德的大小便训练来“预测”他日后不屈服于权威的宗教革命。这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的话，我们就有相当大的空间去寻找导致这个结果的理由。
　　在我们分析的22届总统竞选中，我们已经知道谁赢了，虽然我们尽量做到公正的分析，并且找不知情者来评分，但比较机灵的评分者很可能会猜出演讲的人。只有像塞尔登所描绘的那样，能够预测出未来，心理历史学才能引起别人的兴趣，它的方法才不会使人质疑。
　　在完成了1900—1984年的总统大选分析后，我们终于可以去预测1988年的总统大选了。在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位社会学家预测过历史上的大事。
　　我们决定在三个方面做预测：第一是预选，预测谁会是两党的提名人；第二是谁会赢得大选；第三是预测33个参议员的选举结果。我们立刻开始收集所有候选人的演讲。

超准的初选预测

　　1988年1月，13位总统候选人开始四处奔波，发表政见。共有6位共和党参选人，其中布什(George　Bush)和多尔(Robert　Dole)的民意调查比较接近。很多人认为布什会输，因为多尔强悍而布什软弱。不过布道家罗伯逊(PatRobertson)，保守派肯普(Jack　Kemp)和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的实力也不能小视。
　　民主党更是人人有希望，个个无把握，逐鹿中原者一大堆，不知鹿死谁手。哈特(GaryHart)似乎已经从上一届的性丑闻中恢复过来了，再次在民意调查中领先。参议员西蒙(PaulSimon)，麻州州长杜卡基斯，参议员戈尔(AlbertGore)，以及众议员格普哈特(Richard　Gephardt)都被认为有希望，而黑人牧师杰克逊(Jesse　Jackson)被认为仅能获得黑人的选票。
　　《纽约时报》把每一位参选者的竞选演说稿刊登了出来，我们用CAVE技术把这13位角逐者的演讲稿加以分析、评分，得出我们的预测。在2月艾奥瓦州初选的前一个周末，祖洛坚持我们应该把我们预测的结果放在密封的信封里，寄给《纽约时报》，并放一份在宾州大学心理系系主任那里，以免万一被我们预测中了，却没有人相信。“假如我们是对的，”祖洛肯定地说：“我不要人家说我们是马后炮。”
　　我们的预测一点也不含糊。在民主党参选人中，麻州州长杜卡基斯是最显著的领先者，他的悲刍分数比其他人好了一大截(最乐观)。最差的是哈特，这位科罗拉多州的参议员简直像一个抑郁症患者。杰克逊的悲刍分数也不错，这说明他有潜力，会是一匹黑马。杜卡基斯果然赢了，而哈特敬陪末座，退出了选举。杰克逊则使人震惊，在艾奥瓦州脱颖而出。
　　在共和党中，布什比多尔的悲刍分数好很多，事实上，布什比杜卡基斯乐观，而多尔和布什的差距比杜卡基斯与哈特之间的差距还大。我们认为多尔会很快退出。敬陪末座的是罗伯逊和黑格，而黑格的悲刍分数是最高的(也就是最悲观的)，我们认为罗伯逊不会有什么进展，而黑格则是完全没有希望。
　　结果布什轻易地打败了多尔，而罗伯逊根本不成气候，而黑格是最大的输家，连一个代表席位都没有争取到，黯然退出选举。
　　5月初，初选尘埃落定后，祖洛跟我坐下来，将他2月初密封信封里的预测与初选结果进行比较，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简直是完全正确！

赌一把

　　25个州的初选结束后，《纽约时报》打电话给我们。祖洛将密封信封寄交存证的那位记者写了一篇报导，来介绍我们预测得有多准确。“我们要把它放在头版头条！”他说，并且追问我们谁会赢得大选。我们则尽量想办法顾左右而言他。从我们的分析看，布什会赢杜卡基斯6%，因为布什显然比杜卡基斯乐观得多。但是我不愿就此去预测，主要是因为这个预测结果是基于对接受党内提名时的演讲稿进行的分析，而不是初选时的演讲稿；此外，我们也觉得布什演讲稿中有关因果关系的句子不算很多。
　　祖洛倒是另有担忧的原因。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曾来找我们，希望我们透露计分的方法。祖洛说他不在乎记者包围他，但他担心的是候选人。如果他们用了我们的原则去重写演讲稿，去说选民希望听的话，那怎么办？这样一来，我们对大选的预测就无效了。
　　我告诉他不要担心(虽然我自己也有点担心)，美国的政客都很顽固，不会真的注意我们的研究。我说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个预测结果，所以我想竞选总部的人不太会为了我们来重新改写竞选文字。我建议把研究资料寄给民主党和共和党，我们的研究是公开的，参选人跟老百姓一样有了解的权利。
　　7月的一个夜晚，祖洛和我坐在我家客厅听杜卡基斯演讲的现场转播。听说杜卡基斯非常重视这场演讲，他甚至把肯尼迪总统的演讲稿撰写人重新征召出来替他捉刀。我们正襟危坐，手拿铅笔，等着计算杜卡基斯的反刍和解释风格的句子。
　　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悄声对祖洛说：“这简直太疯狂了！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没人赢得了他。”

　　“现在是重新点燃美国人的创新和勇往直前的精神的时候，我们要将哀败的经济转变成充满希望的经济，施展每一个美国人的才华，建立一个最美好的美利坚合众国！”

　　这简直太疯狂了！这是近年来最乐观的接受提名演说。这次演讲比杜卡基斯以前的演讲更乐观。美国民众非常喜欢这篇演说辞，杜卡基斯的声望自民主党提名大会后领先了很多。
　　那么布什有没有机会表现得比杜卡基斯更好呢？我们终于等到了8月底，来听共和党的提名大会演说辞。它果然也是一个超级乐观的演说辞，布什的解释风格暂时性、特定性都很强。
　　布什的悲刍分数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好的，但还是比不上杜卡基斯7月的演讲。我们把悲刍分数套入我们的公式中(把在职的优势和民意调查的影响也考虑了进去)，然后算出他们的优劣。根据他们的演说辞，我们预测杜卡基斯会赢，但是赢得不多，约3%。
　　我从没赌博过，但这次看起来像是稳赢，所以我打电话给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但他们说那是不合法的。在美国赌哪一个人会赢得美国总统大选是不合法的，他们劝我试试英国。
　　正巧9月初我在苏格兰有一场演讲，我留了一些英镑，预备拿来押杜卡基斯的宝。一个朋友带着我一家一家地跑，去找愿收赌注的赌场，因为布什在共和党提名大会后声望高过杜卡基斯，所以我得到的赔率是6︰5，于是我下了注。
　　当我回到费城后，我告诉祖洛我下的赌注，并且表示愿意分他一点。祖洛说他可能不会要，他高八度的声音犹如一股寒意一直冷到我的脊椎。他说我们在7月所听到的并不是真的杜卡基斯，他从劳动节以后的演讲都不像7月的演讲那样乐观，祖洛开始怀疑杜卡基斯的接受提名演说所反映的是撰稿人的乐观成分。或者更糟，他们故意把它写得符合低悲刍的形态，祖洛说他要等到第一场公开辩论后再决定要不要赌上他的研究生奖学金。
　　在过去4次有公开辩论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在提名时悲刍分数好的候选人在公开辩论时的悲刍分数也比较好。但是这一次不一样。看起来祖洛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杜卡基斯的悲刍分数从提名大会后急剧下降，掉到跟他初选时的悲刍分数一样。布什则很稳定，显示出比杜卡基斯更乐观的解释风格。
　　在布什与杜卡基斯第一次电视辩论后，祖洛说他不准备接受我的好意，加入我的赌注。祖洛是对的，7月份的演讲不是真正的杜卡基斯。民意调查似乎也反映出这一点，布什的声望一路攀升，两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第二次电视辩论时，杜卡基斯的悲刍分数惨不忍睹。问他为何不能承诺做到收支平衡时，他说：“我认为我们俩都做不到这点，我们无法预期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他认为这个问题是永久性的，不可控制的(至少不是杜卡基斯自己可以控制的)。这比他9月份的话还要悲观。后来杜卡基斯的讲话一直处于这种风格中，而布什则是一路乐观下去了。
　　接下来的竞选大致反映了同样的悲刍差距。我们一路紧盯着两人的竞选，到10月初，我们感到杜卡基斯好像已经在心里放弃了。到10月底时，我们将辩论的评分及整个秋季的竞选演讲分数套入我们的计算公式中，得出最后的预测结果：布什赢9.2%。
　　11月大选时，布什赢杜卡基斯8.2%。

预测参议员选举

　　1988年有33个参议员要改选，我们收集了29位两党候选人的演说辞，大多数是在他们宣布参选时发表的，因为这个时候离真正投票日还很远，所以悲刍分数的差距跟民意调查中领先或落后没什么关系。在大选的前一天，祖洛对这29位候选人做了最后的悲刍分析，放入密封的信封中，寄给好几位社会公正人士。
　　我们不但正确地预测了入选的25位参议员，而且我们还正确地预测了所有的黑马，以及选票的差距。
　　所以，我们仅用了演讲稿的解释风格以及他们的反刍程度就预测出了总统初选、总统大选以及29位参议员的选举结果。我们对初选的预测完全成功，正确地预测了两党的赢家和输家。总统大选预测则是一半正确一半错误，我输掉了英国的赌注，但祖洛认为杜卡基斯在提名时的演讲并非真正的杜卡基斯，他通过他们秋季的演讲预测了布什的胜利。参议员的选举我们对了86%，我们正确地预测出每一个险胜和黑马，没有人比我们更厉害。
　　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次社会科学家能够在事件发生之前正确地预测出重大的历史事件。

良好的开始

　　以前所谓的心理历史学与塞尔登所想象的相差甚远。它不能“预测”，只能“后测”，而且还作弊了；它只能重建一个人的生活，而不是一群人的行为。它所采用的心理学原理是很有问题的，而且没有应用任何统计工具。
　　心理历史学在我们的手中获得了重生。我们可以预测重大事件的结果。当我们“后测”时，我们没有作弊。我们试着预测很大一群人的行为——选民的投票结果。我们建立了真实、合理、有效的心理学原则，并且使用了恰当的统计工具。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它使以后的心理学家不必再将自己限制在有问题的实验室研究或昂贵的群体研究中来验证他们的理论。历史文献成为了肥沃的验证土地，预测未来可以成为验证理论的更好的方法。
　　我们希望塞尔登会为之自豪。